1980年9月，天高云淡的一个秋天，陈永贵突然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站起来，像个突然决心要放假不干活的老板，毅然提出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。从此，他决定在北京的家里悠闲地享受退休生活，享受那种再也不用铃声打断午睡的幸福感。可是，话说回来，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位还没卸任，这些与“农业学大寨”相关的文件却像点心盒里的糖果，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他家。
陈老爷子识字不多，平时的阅读乐趣都依靠专门拉着耳朵的秘书来帮他念。这段时间，各种剖析、反思大寨问题的材料如潮水般涌来。陈老爷子坐在家中，听着那些大字报般的文字，心里的忧愁就像被压在重担下的驴子，难以平复。
传闻里还提到，陈永贵一怒之下，像那被丢到油锅里的油条，噼里啪啦炸开。他 本不是爱发脾气的人，过后心里慌得跟个小兔子似的，恨不得在被窝里找个地方埋起来，结果连觉都睡不好。好心的李先念发现了这一点，像个贴心大哥，立刻命令：“别再给他送这些文件了！”显然，他不想让这位从虎头山走出来的农民副总理，再次体验“耳背”的折磨。 MK体育
要想理解这个农民官员的传奇一生，不妨把时间拨回到1952年。那年，村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主动递交了接力棒，推举年轻的陈永贵接手。贾进才对他的评价用四个字总结：“能干，服众。”可说实话，陈永贵接手的时候，可真是捡了个“烂摊子”。大寨的地形就像个斗鸡场，七条沟横穿村子，雨水来时地面淹得跟游泳池差不多，晴天又干得跟沙漠。
从1953年开始，冬春农闲时，村民们动员起来，齐心协力修坝、填土，简直就像村里的大型团建。在那年代，根本没有什么大型机械，锄头、扁担、箩筐是他们的“武器”，全靠人力一寸一寸地干。经过不懈的奋斗，终于修成了一百八十多条大坝，三百亩梯田就像涅槃的凤凰一样，完美复活。而1963年8月的那场特大暴雨确实给他们的努力泼了一桶冷水，修筑的坝子尽数垮塌，房屋也是一片狼藉。
按照常理，遇到灾情应该乖乖地向上级申请救助。但陈永贵在村民大会上狠下决心：“咱不能要救灾款，其他地方更需帮助，咱自个儿能干的事儿，就自己动手！”结果，大寨人在洪水中奋勇向前，重建梯田、房屋，秋收的时候甚至如期完成了粮食任务，真是“谁说农民不懂坚韧”的活生生的例子。 MK体育
1964年2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火速刊登《大寨之路》，并发文号召全国农业战线向大寨学习。这时候，陈永贵的身份还仅是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，但已经开始被推举到风口浪尖上。
1975年，陈永贵突然成了国务院副总理，负责全国农业工作，听上去就像一部农村青年的电影情节。他从前可是和大家一起扛石头、浑身是泥的庄稼汉，忽然间要飞到北京绳子上跳舞，辣么多规矩政策得学可真让这个山里的农民心慌。
在北京的日子，陈永贵就是一个“地道的货”，开会时，不爱提前写长篇发言稿，习惯讲大白话，有时短短几句就能戳中要害。可当他想要到田间去摸一把土，直接与农民对话时，身为官员的他，却不得不在繁文缛节中调整步伐。 MK体育
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初衷是倡导自给自足、勤劳实干，然而，当这股精神变成了“命令”，各地像抄课本一样模仿大寨的做法时，问题就出现了。这种“照搬”的模式根本解决不了各地的异同，反倒让“千里之行”变成了“拐弯抹角”。
随着运动的扩大，陈永贵的职务一路高升，真正是“如日中天”，但也纸上谈兵，问题暴露越来越明显，像刚刚冒出来的牛皮癣，越是掩盖越是显现。1978年，农村发展方向大变，家庭联产承包制上线，这一对比，陈永贵的“农业学大寨”模式也得接受新的审视。
1980年11月，中共中央下发了文件，给了这段历史一个“正名”，批评了当年种种不当做法，责任如同大风刮过，责任归到各个层面。这一切，看似是历史的教育，可陈永贵心里的沉重，却如同累得快走不动的骡子，这个从山沟走出的农民，始终在为自己的决策反思。 MK体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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